今天我想利用我所研究生学术年会闭幕式上讲话的机会，以《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与诗和远方：研究所发展成就及其原因的深层思考》为题，讲一点个人的看法，与大家交流。大家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不单纯从理论的角度讲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与诗意文化的关系，而是以我们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发展成就及其原因的个案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围绕这个题目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术高地与诗意文化共生：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的本质特征；第二个问题是诗意文化：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的根本精神动力；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诗的融合：教育之本意；第四个问题是教育学术组织与诗意文化的融合：回归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永恒的主题。

    一、学术高地与诗意文化共生：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的本质特征

    学术高地与诗意文化共生：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的本质特征这个结论，是从研究所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的分析中得出的，是由研究所的发展历程所证明的。

    （一）过去一年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首先看去年2017年的成就，我这里讲的成就，不讲研究所教学，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成就。过去的一年研究所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这里只讲研究所的科学研究的成就。因为学校考核我们所主要是考核科研方面的工作。虽然这种考核不尽合理，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人很难到体制外去生活。我们虽然偶尔有点体制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终究要生活在体制内。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发展就要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并要处理好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只讲研究所的科研的成就。2017年是我所科学研究又一次大丰收的一年。

    1、获得四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奖 2017年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公示显示，我所孙河川教授，袁晖光教授，邓旭教授和我分别获奖。其中孙河川教授等在《比较教育研究》发表的《最新英国教育督导评价指标述评》，袁晖光教授著的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难本质探源—扩招后中国大学生就业和工资调整检验研究》，以及我在《教育研究》上发表的《教育现象的基本范畴研究》获得二等奖，邓旭教授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上发表的《我国教育政策评价的实践模式及改进路径》获三等奖。全校获二等奖共11项，我们所拿了三项。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听说我的研究成果几乎可以拿一等奖了，因为我的这个成果在教育学科二等奖里排名第一，与两个教育学科一等奖的分相差甚微。

    2、发表A+、A类和C刊论文四篇 2017年我在学校规定的A+和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三篇，?其中A+类两篇，分别是《教育研究》上发表的《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探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的《知识创新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A类杂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探究——兼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商榷》论文一篇；孙河川教授在C?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上发表《英国2016优秀学校督导评估指标研究》论文一篇。

    3、出版了五本著作 2017年出版了五本著作，分别是，我独著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范畴论》，我主著的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什么，如何教，教得如何—孙绵涛课堂教育艺术探索》，我独著的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林斋吟稿》，以及我主著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意文化与诗意人生—<古林斋吟稿>唱和选集》，孙河川等著的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督导与评价指标》。

    4、几项国家级课题接近结题 2017年，孙河川教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社科基金教育类国家一般课题《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结题材料已交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吴云勇教授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社科基金教育类国家一般课题《中国高校产权制度变迁及绩效优化路径研究》结题材料已基本完成结题材料，我主持的教育部委托的重大课题《十三五中国教育政策前瞻性研究》结题材料本来2017年初已经上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由于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开以后要按十九大的精神进行修改，所以整个2017年后几个月几乎全所师生都在忙结这个题。2017年底我所还申报了教育部科技司和综合改革司委托课题，以及研究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招标课题《科学研究支撑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配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研究》，但目前还没有最后结果。

    5、如何看待研究所十三年来的辉煌成就 去年的成就，只是我所十三年成就的一种延伸，我所十三年成就难以细说，这里只用几个表征的东西跟大家说一下。总体来说可以概括出来，经过十三年的奋斗，我们所已经成了一个学术高地，已经成了全国的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的重镇，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1）为什么研究所是学术高地，是重镇

    第一，拥有两个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五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 一个只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的研究所能拿到教育部的两个基地，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两个教育部的基地，一个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的《教育法制与教育政策调研基地》，一个是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民族地区教育评价重点研究基地》。除此之外，研究所还有五个辽宁省省级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管理研究中心，辽宁省教育政策与法制研究中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法制建设研究基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这五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中，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是正正规规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是经过严格评审批准的，它的性质跟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样。我校原来由两个这样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但那一个基地第一轮评估就被淘汰了。而且更使们感到骄傲的是，这么多年，经过历次评估，我们这一基地不仅保留下来，而且在全省同类基地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第二，省级重点学科 我所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现为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和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

    第三，为本校实现了博士点零的突破 我所在沈阳师大首先实现了博士点的零的突破。2012年在我所的积极努力下，我校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正式签定联合培养科技与教育管理的博士研究生，现已连续招了四届共14位博士研究生。这个博士点在2017年沈阳师范大学申请博士授予单位和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和教育博士的申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上参与国家重大教育政策法规决策咨询为国家教育改革做出了贡献 从2004年建所至2017年13年间，孙绵涛教受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等部门专函的委托，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基本原则与制度研究》项目的研究，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专家组召集人，主持调研起草了《纲要》中“教育体制改革”部分的内容；主持调研起草《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初稿，《规程》已于2014年3月由教育部正式颁发。主持完成了《学校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的研究：现正主持研究教育部委托重大课题“‘十三·五’中国教育政策前瞻性研究”，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的《新疆教育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等课题。

    第五，下指导学校教育改革实践形成“内引发展式”模式 建所13年来，先后在沈阳市，沈阳市和平区教育局、皇姑区，沈河区二经二校，皇姑区花城学校，山东昌乐外国语学校等，开展“三提升”即“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教育名家提升工程”，不仅把这些地区和学校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名家推向了全国，还形成了专家助推中小学改革与发展的“内引发展式模式”。

    第六，“与真理为友，以原创为命”，科学研究硕果累（2004-2016）

    其一，学术著作凸显理论创新

    十二年来，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出版了《教育范畴论》、《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世界顶尖级学校——学校效能国际风景线》、《学位论》、《一种分析范式：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利益表达与整合：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研究》、《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等著作和教材49部。这些著作基本涵盖了教育管理相关研究内容的基础理论成果，科学构建了以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活动论、教育体制论、教育机制论、教育管理观念论、教育管理人论为基本理论框架的中国教育管理学科理论体系，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学体系、新的教育效能理论体系，提出了关于教育政策分析应主要包括教育政策的内容、教育政策的过程、教育政策的结果、教育政策的环境和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的理论框架，在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学位本质与价值、高等教育组织特性及政策分析、教育政策价值及决策、执行、民意表达、教育制度经济学等领域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为推进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开创性研究和理论结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已经成为教育管理及相关学科的重要文献典籍。我本人的英文著作“The Concept of Tizhi in Chinese Education”被译成意大利文在欧洲出版发行。

    其二，学术论文数量层次不断攀升

    十二年来，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13篇。其中160篇论文发表在《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中国教育学刊》、《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Comparative Education”、“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报刊杂志。论文被转载63次，其中《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43次，55篇录入SSCI、CSSCI、A&HCI和EI检索。

    其三，科研项目数量质量不断提高

    十二年来，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在服务政府教育管理决策、服务学校教育实践方面取得累累硕果。累计申请各级各类课题126项，获得科研经费583.6万。年均完成课题10项，年均获得课题经费47万。其中，与国外合作的国际型科研项目有?9项、教育部重大重点委托课题14项、国家级课题?33项、省级课题?55?项、校内及其他课题23项，呈现出科研课题立项和服务对象层次高、覆盖面广的显著特征。

    其四，科研获奖数量级别稳步增长

    十二年来，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科研工作硕果累累，获得各种学术奖励累计达110项。其中，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5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等省级政府奖21项；CHEDT国际大会优秀学术论文等国际奖项4项；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中期优秀成果奖等省市级教学科研奖励68项。

    第七，举办重大影响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建所以来，成功举办了重大影响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共8次。其中大型国际会议4次：“东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新进展——国际教育管理理论高级论坛”（2004年）、“中国首届国际教育效能与学校改进大会”（2005年）、“中国第二届国际教育效能与学校改进大会暨中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第三届年会”（2010年）和“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与探索国际论坛”（2011年），主办了全国性学术会议4次：“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理事会暨?2006年学术年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第四届年会暨首届教育家论坛”、2016年“两岸教育政策改革高峰论坛”、2017年“两岸教育行政改革论坛”。

    第八，为沈阳师大教育学和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科的建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所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个二级学科是省级一流特色学科，为我们沈阳师大教育学一级学科、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可以说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比方，我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获批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和MPA，是主要因为我所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成果。我校教育学一级学科?，由于我所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的成果没有全部放上，只用了我所两个国家教育部的基地和我个人的国家级奖，当然在主观评分时，外地专家恐怕也考虑我在学界的影响因素，第四轮学科评估，我校教育学一级学科排名在B挡，然而，在上海一家评估机构的排名上，由于用了我所的的成果，我校教育学一级学科在全国排名１５，名次大大提前。正因为如此，辽宁省教育厅张国华厅长和分管高等教育的孙华林副厅长，建议我校时任于文明书记，林群校长，郝德勇副校长，将我所领衔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回到教育学一级学科。如此，2017年我校教育学一级学科申请学术博士点和教育专业博士点时，将教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及学科队伍放到教育学一级学科中，才使教育学一级学科符合条件，当然全校也只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符合申请博士点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时任的林群校长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讲过，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成果撑起了沈阳师大文科的半边天。就是我们这一坨，往哪里放，哪里就高起来，硬起来。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以前是放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在第四轮评估中才拿到个C挡啊，很不容易啊，假如我们成果抽出来了，恐怕连C-都够不上，因为这次一级学科我们学校好几个一级学科不上了榜。因为没过60?分。

    第九，主办了一份《教育管理研究》学术杂志和成立全国性学术组织“全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

    2005年申办省级《教育管理研究》学术杂志，到2017年，已出版发行72期，在教育管理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005年申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到2017年已召开两次国际教育效能大会，七次全国性的学术年会，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第十，一支实力过硬的学科队伍

    建所以来，我们不仅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果，而且还建成了一支过硬的学科队伍。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现有学科成员20人，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8人，二级教授3人，博士导师6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人，辽宁省优秀专家1人，沈阳市领军人才1人。

    （二）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无论是从我所2017年的成就还是十三年成就，可以说是辉煌的，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以往我们只看到物质的、或者有形的成就，没有看到这些辉煌成就背后隐性的成就。这种隐性的成就，就是研究所经过十三年的奋斗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成就，即诗意的文化的成长与成熟，研究所的成就，就得益于这种诗意的精神的文化成就。这种诗意的文化成就，形成于我所的诗意的课堂，诗意的学术之旅，诗意的聚会之中。其标志性成果是《古林斋吟稿》和这次刚出版的《诗意文化与诗意人生——古林斋吟稿唱和选集》。我所上次的《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标志我们诗意文化的正式形成。

    我以为，正是这种诗意文化提高了我们研究所每个老师每个学生的精神境界，提高了我们研究所组织发展的精神动力。才使我们研究所至建所十三年取得这么令人震惊的成就。过去我们谈成就都得说，学校领导支持关心，职能部门的支持，我们老师拼命地结果，是啊，我们在拼命啊，每个老师都在拼命，但是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原因分析，如果追问一下，为什么研究所要拼命？为什么每个老师每个学生，那么奋斗不止？回答只能说我们有精神的力量，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追求精神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可以追求啊，但是物质得到满足后，人就容易停滞不前，但是精神的东西永远高远。回想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我们研究所不是在追求一种精神的东西吗？这个精神的东西就使我们追求学术，探求真理，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不是因为拿一个奖，拿一个大课题，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仅要建学术高地，而是要建立学术的殿堂。而有文化和精神内涵的学术高地才能称得上是学术殿堂。我所这块学术高地，正是因为有诗意文化，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研究所这个学术的高地称为学术的殿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的本质特征，是学术高地与诗意文化是共生共长的，这种共生共长的结果，就是有丰富文化和精神内涵的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

    二，诗意文化：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的根本精神动力

    为什么诗意文化这种精神的文化，能对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力？

    （一）由诗意文化的本质决定

    诗意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我理解的诗意文化是提高人文修养、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的一种文化。因此，它必然成为人和组织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巨大的精神动力。

    1、人文修养 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很多修养，比如说，科学修养、艺术修养和人文修养。这几个修养都很重要。但是，人之为人，人文修养更为基础，更为重要。否则，你会成为机器人。我们现在讲人工智人，人工智人可以替人做很多事，可是人工智人不能完全取代人，胜过人。因为人是有有肉的人，人有情感和意志的东西，人工智人有吗？恐怕很难有，正是因为人有意志，所以才有可能不睡觉而拼命干。为什么我们这么团结，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共同的目标，有深厚的情感基础。作为一个人，其所需要的人文修养有哪些呢？一般来这种人文修养包括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方法三个。人文知识包括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和美学知识；人文精神包括使命感和责任心、理想、公平和正义感、宽容；人文方法包括直觉、体验和内省。创作诗显然需要人文知识，而诗显然要体现一定的人文精神，体现一定人文方法。人们创作诗的过程，就是人提高人文修养的过程，人们有了这种人文修养，显然又能促进人更好地发展。

    2、审美情趣 人有多种上情趣，而审美情趣是一种最高尚的情趣。写诗就是这种高尚的情趣。说审美情趣是一种最高尚的情趣，因为这种情趣是一种向往美，追求美的情趣。我们知道，人有有三种追求的境界：真、善、美。“真”是追求真理的境界；“善”是追求做人完美道德的境界；而美，是追求事物的现象、意义和本质所达到的的一种精神愉悦的境界。这三种境界，追求其中任何一种境界，对一个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这三种境界中，虽然三种境界是互相作用的，但美的境界相对来说，就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因为她是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我想，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到了追求美的精神境界，它对物质的东西，对红尘的东西会看得很淡。想一想人一生有多少红尘的诱惑啊，但我们都挺过来了，因为心理有更高的追求，有美的东西，这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就是我们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不歇的源泉。作家毛姆在一本写艺术家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就描述了艺术家追求美所产生的强大的动力。书中写道：“使他（梵高）着迷的是一种创作欲，他热切地想创作出美来，这种激情叫他一刻也不能宁静，逼着他东奔西走，他好像一个终身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一个圣地。”

    3、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是人理解或认识他所从事某项活动对人生的意义而从事这项活动所形成或达到的一种状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人生境界概括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人和动物一样，追求的是基本的自然的需要；功利境界是说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道德境界是说人做事情不仅为了自己利益，还要处理好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天地境界超出了功利和道德，把人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张世英先生在《人生的四种境界》一文中根据人生发展的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高低程度，把人生境界分为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这与冯先生的表述虽然不同，但看法上大体相当。我们所说的诗意文化提升人的人生境界，就是指的这种文化可以将人的人生境界提升到天地境界或审美境界。这种人生境界就是一种精神的境界，是一种高远的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你就心无旁鹜，宁静而致远。陶渊明，人在红连尘车马喧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追求，诗意的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再南山”的田园诗多美呀；苏东坡，一生几经排挤，被贬多次，依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活得恬然自得，潇洒豪放，因为他胸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气势磅礴的诗哬。是哬，无论你身处何境，只要心中有诗，你就会永不言败，一往无前。

    （二）也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

    一部民族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诗意文化的发展史，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21种文明14种已经消失，6种处于衰落之中。以下仅以华夏文明发展起来的东方（中国）的文明与诗意文化，以及以苏美尔文明到希腊文明再到欧洲文明的西方文明与诗意文化做一简单梳理来加以说明。

    1、东方（中国）文明与诗意文化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与众多著名诗人及其千古绝唱连在一起的。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民间乐府颇为活跃。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歌和“建安七子”的诗歌取得非凡的成就。

    三国、西晋时期留下的诗歌不多，仅有嵇康等人的诗歌作品。东晋诗歌渐多，产生了大量文辞绚丽的作品，而陶渊明独以其清新的诗风为后世推崇。南朝文风绚烂，诗歌靡丽，大量用典，以齐梁的诗歌为盛。北朝诗歌朴素、有风骨，以《木兰辞》为最好。

    隋唐时期，诗风极盛。唐前期以王勃、杨囧、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为最。武则天专权时期，宋之问、沈佺期的诗歌成就较高，使绝句、律诗最终定形。盛唐时期，诗歌极盛，田园诗、边塞诗兴起，田园诗以王维、孟浩然为最，边塞诗以岑参、高适为佳。李白、杜甫为盛唐诗歌最好的作者，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作品，杜甫的《兵车行》等作品为盛唐的天空增加了许多云彩。中唐诗歌有大历十大才子等人创作，白居易为中国诗歌的又一高峰，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唐朝中期，词定型。唐中晚期产生了不少词作，大量写词的有温庭筠。唐朝晚期，杜牧、李商隐的诗歌成就很大，诗歌创作多忧国伤时。 北宋诗歌以苏轼为最好，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影响很大。南宋前半期，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诗作极多，成就很大。

    五代十国时期，词兴起，冯延已、李煜为极好的词作家。北宋词成就极大，代表人物欧阳修、苏轼、柳永、晏几道、李清照等。苏轼词作甚多，语言多如流水一般，豪放词作很多，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婉约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柳永词作以婉约为主，代表作品集《乐章集》。南宋时期，陆游、辛弃疾的词境界很高，风格豪放，然而大多数词人作品以婉约为主。 金国的代表诗词作家为元好问，代表作《摸鱼儿*雁丘词》。

    蒙元时期，曲兴起，诗、词作品不绝如缕。曲作者有白朴、马致远、张养浩等。 明代初期，诗歌复兴，代表作家刘基、高启。明朝中期，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相继兴起，明后期诗歌成就不高。

    清朝诗歌作品、作者数量巨大，代表人物，乾隆帝，有龚自珍等人。

    近代诗歌初，沿习古制，诗作者有黄遵宪，词作者有王国维等。

    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兴起，即现代诗。民国现代诗除新月派外，多是自由诗。

    新中国建立以后，诗歌创作一度陷于停滞。1978年后，十年内朦胧诗大为盛行，代表人物北岛等。20世纪开始以后，网络诗歌兴起，虽然水平错落，但是佳作频多。

    近代以至建国初，毛的诗、词大量创作，在新中国被奉为精品，与宋词并列。

    2、西方文明与诗意文化

    西方文明也是与一连串著名诗人及其作品联在一起的。 ?????

    远古时期（前40世纪至5世纪）古埃及，古巴比伦（诗词及其作者已无文字记载）。

    古希腊、罗马时期（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荷马，古希腊盲诗人。相传记述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特洛伊战争，以及关于海上冒险故事的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即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荷马的杰作《荷马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

    中世纪（5至15世纪），亦可称圣经诗歌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伟大诗人有英国的莎土比亚、意大利的彼得拉克等。

    古典主义时期，（17至18世纪），有弥尔顿、伏尔泰等历史名人。

    近代时期，浪漫主义（18至19世纪），诗歌群星璀璨，俊采风流。德国有歌德；英国有布莱克、彭斯，有湖畔派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及雪莱、拜伦、济慈三个少年天才；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普希金；美国惠特曼；匈牙利有裴多菲、等等。

    现代时期，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先锋派各种风格的诗层出不穷，东西方碰撞、交流，融合已近百年，流风所及，以至于今。

    3、文明和诗为什么相联

    为什么东西方的文明总是和诗紧密相联，不是因为别的，因为文明和文化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它们都是对象物人化的产物，所以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文明），诗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文明。诗是诗人的一种情感表达，也是诗人的一种价值追求。文化是对象物的人化，文化有两类，一个是文化的表征，一个是文化的内在价值追求。诗意文化内在的价值追求决定了诗意文化的表征，有了这种诗意的价值追求，自然就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文明）表征。

    三、教育与诗的融合：教育之本意

    诗是一个人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东西方非常重视诗意文化的发展，如何重视？就是把诗和教育，把诗和学术联系起来。诗作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华民族教育的传统中，应该说是自古有之，或者准确地说，自《诗经》产生以后，就有教育与诗的结合。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至此，《诗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读书不仅会写文章，还会写诗、诵诗。诗意文化成为教育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可能熟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一般古体诗或近体诗都写得很好。陈寅恪、钱钟书等这一辈学者，乃是合诗人与学人为一，而其后诗人和学人则分途了。因为在我国现当代的教育中诗基本消失。新中国开始已60余年，中国的教育中基本上就没的诗了。

    与中国古代的强调诗的人文教育相似，西方古代也有自由七艺。一般而言，七艺被分为两个层面。前三艺包括语法、修辞、逻辑。在三艺的基础上，则可以更进一步地学习后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是西方文化中最早的教育学说。它源于古希腊，又为?古罗马人所延续和发展，并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中得到了勃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代表了欧洲和美国中等教育的主要路线。?此后由于受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而声势日微，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回归基础”运动的展开而重新抬头。

    这里以剑桥大学为例对西方教育中重视诗的教育做一简要说明。著名的社会学家，原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金耀基在《剑桥语丝》说，剑桥大学培养多少伟人，培养多少科学家，你们知道剑桥的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吗？他说剑桥大学的教育的特点是强调心的教育，也就是心教，这种心教就是诗教。正因为像剑桥大学一样，西方大学都重视心教，所以培养了很多人文修养极高的学者。爱因斯坦只会搞出相对论的科学素养吗？不是的，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爱因斯坦孙子伯尔尼哈德·凯撒·爱因斯坦的书信就记录爷爷爱因斯坦最珍爱的物品是小提琴和烟斗。连我们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徐志摩，也得益于剑桥大学的心教。徐志摩在美国拿的经济学硕士，想到剑桥大学继续学经济学，结果一去，受到剑桥大学是诗的文化即心教育的影响，从学的经济改成写诗了，成了耳熟能详的诗人。大家可能对“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这首脍炙人口的现代诗《再别康桥》比较熟悉，为什么徐志摩能够写出这么动人的诗篇，不完全是因为他追求那位林徽因才产生的灵感，最根本的是他本身就有深厚的诗文化修养。

    四、教育学术组织与诗意文化的融合：回归教育学术组织展及其人发展永恒的主题。

    上述我们研究所个案所展开的理论分析，揭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即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必需要与诗意文化结合起来。这一永恒的主题，其实深深地植根于教育与诗的融合的这一教育的本质特征上。也就是说，要想做到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的发展与诗意文化并行，就必需使教育回归到与诗的融合上。教育学术组织没有诗和远方，这一组织及其人的发展只会是空谈。有诗就有远方，无论是国内国外，诗和教育本来就是一家。可惜诗和教育当今已经分离了，当今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缺乏诗和远方，学校教育沦为了学生谋取职业的工具。这种状况着实令人担忧。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蒙田也曾说，教育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丰富。哲学家尼采更是痛快地鞭挞了这种教育的弊端，“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就绝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导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的说明书，相关的机构则是一些对付生计的机构，绝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从我这方面来讲，我只知道一种真正的对立：教育机构和生计机构的对立。”针对当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这种状况，看看英国教育哲学家纽曼教育必需要有诗和远方的观点不无必要。纽曼指出，大学是一个群贤毕至，老小咸聚，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不分国度，如切如磋，令人诗心荡漾的地方。然而，今天的大学已不是纽曼时代的牛津小镇，而是卡拉克.科尔笔下的“综集大学（miltyversity）”，这种大学已不可能让学生接受不分专业，或只是分一个大文、大理的“博雅教育”，而是要慎思如何把诗心荡漾与职业趋向相结合，让大学和学生自然健康地生长。值得庆幸的是，在茫茫中国大地上有一个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兴起了写诗热，形成了诗意的文化。这一复兴中国的教育传统，回归教育与诗的本质的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就是一个当今纽曼所说的诗心荡漾的地方。这一诗心荡漾的地方使我们看到了教育回归教育与诗融合传统的希望。这一诗心荡漾的星星之火，必然会以燎原之势形成一遍诗意教育的新天地。而且，中国教育部也已经认识到了教育与诗结合的重要意义，正在努和克服当今教育诗和教育脱离的现象。在新近出版的高中统编语文教材中，将原来高中“诵读篇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篇目从14篇增加到72篇。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这些著名的诗人及其不朽的诗篇又回到了教育之中。可能有人认为这一改革是在强调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须不知，这一改革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本身，就是在回归教育与诗的融合。看来，教育与诗融合本质的回归已经启航，教育中的诗心荡漾已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教育学术组织及其人发展种种被扭曲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

    （本文在硕士研究生周璇根据作者2018年1月4日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第13届学术年会上讲话录音整理稿的基础上，经作者审定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