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教育效能学术委员第一次会议暨 2006 年学术论坛于 2006 年 9 月 24 日在沈阳师范大学博文楼隆重召开。全国七十多位从事教育效能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就全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及其活动问题进行讨论；二是就有关教育效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全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及其活动讨论情况的综述
全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主 任孙绵涛 教授介绍了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成立的意义、经过、组织状况和工作任务。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成立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教育及其管理质量，以培养合格人才，而这种目标的实现涉及到如何提高教育效能的问题。教育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公平与效益问题，它事实上集中反映的是教育效能问题，因而如何提高教育效能是当今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的核心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效能研究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研究教育效能问题，其中经过了无效期、有效期、改进期到现在全方位地研究教育效能时期，目前体现出定向性、单一性等特点；而我国教育效能研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整整三十年，一开始我国只有部分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研究教育效能问题，目前虽然有一些学者活跃在这一研究领域，但还没有形成气候和相对独立的领域，总体来说我国教育效能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具有模糊性特点。这与我国的教育研究发展以及时代对于教育改革的要求很不相适应。因此，加强教育效能研究，壮大和整合教育效能研究队伍，这对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是一所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管理科学研究机构，在提升教育管理研究理论水平、参与政府教育决策和学校管理改革、培训高级教育管理人才、沟通东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建设现代教育管理信息库等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工作，得到了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学术界的赞誉。2005 年 9 月，研究所成功举办了中国首届国际教育效能与学校改进大会 ， 体现出较好的从事教育效能研究的学术基础和较强的组织能力。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效能与学校改进的研究与实践， 研究所向中国教育学会提出申请，建议在教育管理分会下成立独立的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2005 年 12 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会正式批准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成立。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设顾问若干名，由世界教育效能研究的顶尖级学者和我国著名教育专家学者担任；设主任委员一名，秘书长一名，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和委员若干名。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孙绵涛 教授担任。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的成立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教育政策制订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和教育咨询机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等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平台。
与会代表们对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活动和工作原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次会议对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活动和工作原则做出如下决议：第一，要杜绝官本位思想，追求学术自由，崇尚宽容和平等，建议以后的会议或论坛不再设主席台、不再按等级来给专家学者排座位秩序；第二，教育效能研究要面向世界，把世界先进的理论引入到中国来；第三，活动的形式要多样化，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二、有关教育效能理论及主要问题研讨状况的综述
（一）教育效能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教育效能的首要和核心问题就是要搞清楚教育效能是什么，这是深入研究教育效能的逻辑基础。 有研究者认为， 教育效能是指人们有效获取和充分利用对培养人有利的各种资源，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以实现培养人的教育目标为核心，并
能不断满足教育系统内外各方面的要求，进而使其得到相应发展的特性和有效作用。他 通过对教育效能内涵与外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探讨教育效能问题的概念分析框架，认为教育效能分为教育的动态效能和静态效能两部分。其中，动态效能包括教育管理效能和教育实施效能。教育管理效能主要分为教育行政效能和学校管理效能；教育实施效能主要分为教学效能和学生学习效能。静态效能包括范围层面教育效能、主体层面教育效能和文化层面教育效能。范围层面教育效能主要有社会教育效能、学校教育效能和家庭教育效能等；主体层面教育效能主要有学生效能、教师效能和管理者效能等；文化层面效能主要有物质层面的教育效能、制度层面的教育效能和精神层面的教育效能。只有搞清楚教育效能是什么，才能确定教育效能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提出以教育效能为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教育效能理论体系的建构，并最终指导教育效能改进的实践活动。
有研究者认为教育效能具有根本性、合目的性、全面性、整体性、经济性、主体性、潜在性和持久性等八个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效能研究要有正确的方向、教育水平质量是其基础、教育效率是其关键、教育内容决定着学生的素质结构、教育方法对教育效能的影响、教育增值是其体现、教育主体发展是教育效能的根本等七维教育效能观。
研究教育效能不仅要明白教育效能是什么，教育效能的主体是什么，而且要明白如何检测教育效能，如何提高教育效能。对于如何检测教育效能的问题，有研究者从经济学与组织学的角度分析了学校效能的歧义性，认为学校效能评价是对学校效能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 目前主要有“增值评价”和“多元评价”两种思路。“增值评价”这种纵向设计的评价方法更能客观地反映学校工作的效果, 但它对统计水平要求较高，同时输出部分通常是由学生的学业成绩来代表，因此具有一定的不足；而“多元评价”是将学校效能的一些关键因素制成量表，并对量表中的指标进行逐项赋值，得出衡量学校效能的具体指标，这种评价技术相对简单，容易操作，其结果也容易理解，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设计多为横截面式的，不能反应学校在某一时期的变化，并容易陷入“以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背景与个性学校发展水平”的误区。因此在具体评价实践中采用何种评价思路应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所理解的学校效能是什么；二是评价目的为何；三是拥有的条件是否充足。对于如何提高教育效能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 可以从措施和研究两方面入手。从措施上来讲，要提高我国教育效能，不仅要做到动态和静态教育效能并重，而且还要注意静态和动态教育效能内部各个层面和层次的教育效能，不仅要注意使各个层面和层次的教育效能充分发挥，还要注意这些效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研究上讲，在研究取向上要做到政策取向、实践取向和理论取向并重；在研究特性上要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在研究主体上要注重国际化研究素养的提升；在研究方法上要做到定性研究、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相结合。
有研究者对国际教育效能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介绍，认为世界学校效能研究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英国不少文章言称学校效能应该提升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学校效能领域的顶尖级学者们也意识到要改善这一学科在理论知识和政策研究中心地位上的停滞，就必须将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变量引入到对学校效能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之中，而这种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变量只能在多国参与的学校效能和学校改进研究项目中才能得以观察和发现。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年代后期至今，美、英、荷等国家的学者们在学校效能领域开展了持续数年的大型跨国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我国教育效能，应该对当前与教育效能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如有研究者结合自己的高校管理经验，提出注重人文素质教育和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构建和谐校园和节约型校园，以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效能。还有研究者针对免费制下农村教育经费面临的尴尬境地、农村教师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教师流失严重、教学安排困难等问题，认为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切实提高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才能提高教师管理方面的教育效能。
（二） 国家层面教育效能研究
有研究者从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角度探讨了教育效能问题，认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质上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教育政策的决策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重要的是教育决策主体都必须确立合理的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最主要的规定性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要求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做到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合规律性要求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在统一性原则基础上坚持偏移性原则，相对突出“为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
有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国家教师培训的研究，认为印度作为分权体制的国家，由中央政府和邦对教师进行培训，另外县区也设有教师培训机构。其教师培训主要包括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两种，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十项技能来进行，借此来提高教师的素质，从而进一步来提高学校效能，这给我国教育效能的提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教育督导是教育管理的重要职能，也是提高教育效能的重要机制。尽管世界各国督导工作的性质、范畴和方式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讲，督导工作对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教育行政管理的监督、对于教育效能与学校改进，以及指导课堂教学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有研究者在介绍中德两国督导制度的发展状况、督导工作的模式之后，重点比较了两国在督导机构，督导人员任职资格、督导指责、督导范围和督导职能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教育督导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改进策略。还有研究者对荷兰的教育督导方式和人事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为细化和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学校层面教育效能研究
各级各类学校是教育的实施机构，也是教育效能的重要载体。要提高教育效能，各级各类学校应该积极主动地回应学校内外环境的变化，积极治理学校管理的内部问题。从宏观上， 有研究者针对政府主导下的学校变革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政府和学校双方在对一系列政策的理解上有分歧；政府用权力推动的政策，学校认为只能被动服从，最后导致学校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不了了之，因此认为在政府主导下的学校变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有研究者就学校官场的寻租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学校在逐步获得一定办学自主权的过程中出现了官场寻租行为，这与学校产权行政化预算软约束的制度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其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包括 学校轻视劳动力需求，重视要素供给；轻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重视人才培养的数量；轻视内涵发展，重视外延扩张。 当前应从改变政校合一的学校治理体系寻求突破，包括减少政府对学校办学的过多干预，真正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对学校办学的相关信息进行搜寻和发布，减少信息不对称；改进政府对学校管制的办法与教育财政拨款方式，建立激励机制。
从微观上，有研究者就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权力形式对学校领导效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公立高等院校内部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种基本权力形式，两种权力形式之间存在着错位和冲突，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过强，学术权力弱化，校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难以协调，各种权力之间地位不平衡。高校的管理过程由于缺乏科学的学术评审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反馈环节缺失，造成权力失控，监督不到位，领导效能低下。因此必须对高校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构，加强对高校各种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来不断提高学校的领导效能。
有研究者运用领导权变理论分析了高校领导效能问题，通过对领导理论的回顾，特别是权变理论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影响高校领导效能的因素，包括领导者自身、员工、领导者—成员关系、组织结构、工作性质和社会环境等，提出了一些衡量高校领导效能的指标：校长—教师关系、教师队伍的整体士气和学校的社会效益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学校领导效能的一些具体措施：明确校长领导体制、提高领导者和教师自身的素质、理顺执行机制和提高学校的社会效益等。
（四）教师和学生层面教育效能研究
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是提高教育效能的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有研究者者通过运用教师倦怠量表，对部分中学教师进行抽样测验，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了公正信念对教师健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教师职业倦怠与公正信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中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并不严重，公正信念尤其是个人公正信念对教师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公正信念的教师往往体验更少的职业倦怠。因此，培养教师具有公正信念，使教师体验到公平感，是当前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育教学效能的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还有研究者对辅导员这种高校特有的教职工群体进行了研究，从职业生涯、工作设计、工作评价、工作责任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分析了辅导员工作的压力来源，认为应该采取“内部疏导”策略来缓解压力，包括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工作再设计、促使工作评价合理化、推动人际关系合理化、促使工作职责明确化和提高自身抵抗力等具体措施。
教育公平与效益是教育效能研究始终关注的重要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围绕这个主题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如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高校扩招的正负效应问题、高等学校收费问题、高校自主招生问题、高校学生的资助和助学贷款问题、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等等。有研究者通过对新中国教育公平的历史审理，认为教育公平问题更多地表现为“质量与公平”，而不是“效率与公平”；从现实的问题和条件来看，我们应该确保教育质量的公平，努力提高教育公平的质量。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公平不仅是主体对教育政策和服务的公正性与均等性的一种主观感觉，而且是政府关于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均匀性的一种系统的制度安排，因而主张政府必须成为撬动我国教育公平的支点。有研究者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了中小学生择校的公平问题，认为 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本并不是受教育者本身所能决定的，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者阻碍了教育公平。只有调整中小学生的社会资本，并对社会资本缺乏者给予必要补偿，才能实现教育公平。
教师和学生的科研状况和水平，是衡量高校教育效能的一项重要指标。有研究者认为，目前一些高校对科研工作的量化管理虽然给高校带来了科研成果的“量”的积累，也给学术刊物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学校教育也因此违背了公益性，使学术失去了品味，促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也是文化、传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因而需要综合治理才能见成效。还有研究者探讨了我国高校学生的学术权力，认为学术权力不仅仅只存在于高校教师之中，高校学生也应该拥有学术权力，特别是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来说，高校学生的学术权力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学生的学术权力包括选择课程、选择任课教师、选择学习方法、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学校管理等权力。(余荣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