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头:诗意文化之基在诗意人生,没有诗意人生就没有诗意文化;诗意人生是诗意文化之的,诗意人生必然生成或表现为诗意文化。要了解诗意文化,就要了解创造和活动在诗意文化中的人;要了解诗意的人,就要了解这种诗意人所创立的诗意文化。让我们用诗意人生去创造诗意文化,用诗意文化去造就诗意人生。
诗意文化与诗意人生 ——《古林斋吟稿》三识
孙绵涛
刚才认真听了各位老师、同学们的感想和朗诵的诗歌,我感到这次读书报告会不仅交流了大家读《古林斋吟稿》心得体会,更主要的是交流了大家的真情实感,是大家才华横溢的又一集中体现。这是一次诗意文化的读书报告会,是我所诗意文化的一次大展示。我被这种氛围深深打动,也有很多的心里话想跟大家叙说,主要想讲两个主题,一是诗意文化,二是诗意人生。围绕这两个主题想从三个方面来与大家交流。
一、对这次读书报告会的认识
一是搭建新诗意文化的交流新平台
在2017届毕业生欢送会上,我把刚刚出版发行的《古林斋吟稿》诗集赠送给全研究所的老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赠书以后,我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老师(包括校外的老师)、同学阅读《古林斋吟稿》后所写的感想和诗词,在微信上也看到老师、同学们转发的感言和唱和的诗词,我深受感动。今天召开《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来分享大家的心得体会和真情实感,欣赏大家优美的诗词,以达到诗意文化创意上的共同进步。
诗是情感交融、诗是歌以咏志、诗是文化分享。今天的《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将近三个小时都是研究所师生以诗的语言在交流。经过几天来对《古林斋吟稿》的阅读,大家对这本书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每个人根据自身体会和感悟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虽然有些见解是深思熟虑的,诗词是精心准备的,有些见解是即席而发的,但都反映了大家诗词的人文功底和诗意文化的品位,是高水平诗意文化的展现。这些年来,在我的倡导下,研究所的师生已养成了平时写诗和互赠诗词的习惯,初步形成了一种诗的文化。但这些诗意的文化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感表达,没有在集体中公开集中交流的形式。以前那种个人间的诗意文化交流的形式,虽然对研究所这个学术组织的学术文化氛围和研究所里成员文化修养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而今天在这里,全所师生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集中地公开吟诵自已的诗词,分享自已的体会,展现自已的才华,大家的才情似一种井喷的形式集中爆发,这种形式更有利于诗意文化的提升,这种形式所迸发出强大力量更有利于推进研究所的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繁荣。大家在创作诗词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激情,但有时候不一定能有这种在演讲时、朗读诗词时所具有的激情。大家刚才交流时所表现出的紧张、激动、兴奋、热烈、澎湃的激情,使这种诗意的文化力量更集中,更具渗透力。特别是那种摄人心魄的穿透力,我能感受到,研究所的各位老师、学生也都能感受到这种激荡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推动我们每个人和研究所前进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二是谱写研究所诗意文化新篇章
从全研究所的组织文化的建设、发展层面来看这次读书报告会,我们可以说,从每个老师和学生自已赋诗交流,到《古林斋吟稿》的出版发行,直至这次读书报告会的召开,使整个研究所诗意文化的品质提升到了更高层次,标志着研究所这一学术组织诗意文化的正式形成。可以说,这次读书报告会谱写了研究所诗意文化的新篇章。为了谱写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更华美的诗意文化新篇章,提升研究所更高的诗意文化品质,我们就需要这种更新、更好的形式,而《古林斋吟稿》诗集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契机。通过今天这个《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都把研究所诗意文化品质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为诗意文化的新篇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种诗意文化的学术组织,就目前来看,拥有这种诗意文化底蕴的学术组织,或者说以诗意的形式表现学术组织的学术文化,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不敢说是绝无仅有的,但起码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至少在沈阳师范大学是独树一帜的。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这个学术组织里,以诗的形式展现出学术组织的形象和学术人的形象,是研究所诗意文化底蕴的集中表现。现在在我们的研究所里有诗意的课堂教学、诗意的聚会交流、诗意的学术之旅等等。今天,我们齐聚这里召开《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就是诗意的聚会交流。诗意文化对于研究所每位师生的文化修养提升来说尤为重要。对于研究所这样一个学科组织来说,提高其自身的学科水平、学术水平,更需要一种精神文化的支撑,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及其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诗意文化。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金燿基在《剑桥语丝》讲的剑桥大学所实行的“心教”,即心灵的教育。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言教和身教,更重要的是心教,心教才是剑桥的精华。什么是心教,心教就是心灵的教育。心教是每个人在孤独中与自身和天地万物和对话,是每个人刹那间对永恒和感悟和捕捉。金燿基认为,正是因为剑桥的这样一种心教,才使得原来在美国学经济的徐志摩在剑桥学习时发生了一场心灵上的革命,激发出巨大的潜能,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诗人。我想,我们研究的诗意文化,如果从教育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心教。这种心教,超越了我们所学所研的专业,净化和提升了研究所每个人的心灵,其意义不仅是有助于每个人有可能成为一名诗人,更重要的是成为我们每个人发展直至研究所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我们所这种诗意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就诗意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来说,我们知道,学术研究可认为是一种学术文化,诗的创作可认为是一种诗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前者主要是“理”为核心,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后者主要是以“情”为核心,以追求美为目标。这两种文化,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我们常说“真、善、美”,“真”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善”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而“美”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人类这三种精神追求的的最高境界,其实是相通的,即三者的内容是相互包容的:真里面有善有美,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学术文化是一种诗的文化,而诗的文化也是一种学术的文化。而且,我们还要看到,由上述三种精神的追求所形成的三种文化,即“真”的文化,“善”的文化和“美”的文化,是相互促进和转化的。这也就是说,就学术文化与诗文化而言,这两种文化也是相互促进和转化的。所以准确地说,我们研究所形成的诗意文化,是一种学术文化和诗文化的融合。有了这种文化,既会有利于我们追求“真”的学术研究,也有利于追求“美”的诗的创作。不仅如此,还有利于我们研究每个学科成员德行的即“善”境界的形成。所以更确切地说,研究所的诗意文化是一种真、善、美三种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文化。我们研究所所形成的这种诗意的文化,这种对人生真、善、美终极意义的追求,是我们研究所的发展,我们学科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其道理就在如此。因为这种诗意的文化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化,追求美的文化,追求善的文化,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一种团结的文化,向上的文化。正是由于我们追求和形成了这种文化,使我们研究所,在追求真上达到了一种学术制高点,在追求善上大家都表现出一种心灵之善,在追求美上大家都呈现出一种诗意之美。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这块学术制高点的真善美,是全研究所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追求诗意文化的过程中,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凝结着大家辛勤的汗水。研究所形成的诗意文化既共同见证了研究所过去、现在的成就,更预示着研究所未来的辉煌。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本《古林斋吟稿》也是研究所全体师生诗意文化的结晶。这本吟稿,记录了我们研究所,我们这个学科成长、发展的文化足迹,是我们研究所和这个学科文化发展的见证。起初,我来到沈阳师范大学与大家一起创建这个研究所,可谓白手起家、困难重重,可是经过我与在座各位老师、同学的共同努力,在这诗意文化底蕴推动下,我们研究所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终于建成了这块真、善、美的学术高地。我想,我们研究所,我们这个学科要至始至终屹立在学术的高地上,在这块学术的高地上继续前进,研究所的真、善、美要到达一个新的境界,还需要继续借助这种诗意文化的力量。我相信,用研究所全体师生的心血和智慧灌溉所形成的这种独特学术组织的诗意文化之花,不仅仅会在我们所这个学术殿堂中永远诗意般地绽放,而且也必将在学术的百花园中永远散发出独具魅力的醉人的芬芳。
二、对出版《古林斋吟稿》诗集的认识
大家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出版这本《古林斋吟稿》诗集。出版这本诗集可以说是一种偶然。说是偶然,是说由于我的弟子陈亮君帮我录制了《孙绵涛教授歌唱专辑》,圆了我歌唱艺术的人生梦想后,引发了我将自已写的诗结集出版的想法,以圆我诗歌艺术的人生之梦。然而,由于实在是抽不出时间,迟迟未有动手,最后在我的弟子包丹妮君的鼎力相助下,才有了这本《古林斋吟稿》诗集的问世。说这本诗集出版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哲学上讲的偶然中渗透着必然,必然中也有偶然,说的就是这个理。这种必然的结果的一般理解就是所谓瓜熟蒂落。于我写诗而言,是说自认为诗写多了,就要对这些诗有一个交待,换句话来说,就要找一个发表或出版的机会。然而,这种必然的结果,对我选择这个时机出版诗集,还有一种特殊的考虑。我想从以下这个方面来说说这一特殊的考虑。
我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人,这种学人在自已临近退休之际,一般是要回顾一下自已的人生,对自已的人生有个总结或交待。而这种总结,一般是从立功、立德和立言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的。我今年满了68岁,离退休的时间也不远了。我想,现在对我的人生进行一下回忆和总结也不为时过早。就立言来说,一般的学人,是将自已一生的研究文献编成文集出版,而我与一般学人略有不同之处在于,我不仅打算出一套研究文集,因为我有唱歌和写诗的爱好,所以我还想录一盘我的歌唱专辑和出一本我的诗集。看来,出一本诗集是我对自已人生立言总结的题中应有之意。现在出诗集也正是时候。我说出诗集是一种必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另外,我在《古林斋吟稿》这本诗集的前言“余之诗意人生”自述中,说这本诗集是以诗的形式对自已人生的一个总结。这里也不妨以文字述说的形式,即从立功、立德和立言三个方面,对自已的人生也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古人认为,诗和文虽然都是用文字来说事,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元好问说:“诗与文,持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谓之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明人张佳胤说:“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成篇。”可见,诗和文的大体区别就在于,文用于事叙事,诗用于抒情,叙事要准确,抒情在精彩。我在《古林斋吟稿》中用诗情来写我的人生,现在用叙事来写我的人生,二者会相得益彰,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古林斋吟稿》中所描述的诗意人生。
首先谈立功,对我这样一个长期在大学基层做管理工作,又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学人来说,说“立功”是乎有点太高了,只能说我在管理的岗位上做了哪些自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事情。我想从学科建设、教书育人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谈谈。从学科建设来看,首先值得我回忆和总结的是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从1987年做华中师大教育系分管教学的系主任,1988年起做系主任,1993 年华中师大教育系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教育科学学院,我做常务副院长,校长王庆生教授兼任院长,1995年我做教科院院长至2000年,算起来,我在华中师大教育系和教育科学学院主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队伍建设、社会服务等业务岗位上工作了13年之久。这十几年,在教科院师生,特别是老教师的支持下,在办院的物质条件,如田家炳楼的修建,教师办公条件和改善;本科专业、硕士、博士点的获批、建设;特别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现在华师教育学院和心理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大多数是我在任期间在外攻读博士学位和出国留学回来的教师;为中小学改革服务,为国家教育部重大教育政策法规的咨询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为现在华中师大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老师说我在任的那段时间,是华中师大教育学科发展最好的时期,他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直到现在,有些老师还津津乐道我那时超前地对每位教师提倡的“三会”,即会说话,指会用英语交流;会写字,即会用电脑;会走路,即会开车,以及为老师们学会“三会”所提供的优厚的条件。
其次值得回忆的是我在沈阳师范大学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我于2004年3月26日在沈阳师范大学为全校中层以上干部和教授代表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后,被学校聘为特聘教授和直属学校的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至今也有13个年头了。13年来,我与全所师生一起奋斗,将研究所和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成为沈阳师范大学的学术高地和全国的学术重镇,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所现有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的教育法制与教育政策调研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设立的全国民族地区教育评价重点研究基地两个国家级的研究基地,辽宁省教育厅设立的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教育管理研究中心,辽宁省教育政策与法制研究中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设立的教育法与教育政策研究基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设立的辽宁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五个省级研究基地。研究所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现为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研究所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联合培养的科技与教育管理的博士点,是沈阳师大唯一个博士点,使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实现了零的突破,已招收博士研究生14人。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支撑着沈阳师大公共管理和教育学两个一级学科。有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支持,沈师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拿到了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拿到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MPA硕士点等。在这次申请博士授权单位和博士授权点的审批中,研究所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成果,在支撑沈阳师大博士授权单位、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点、教育学一级学科学术博士授仅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所学科建设取得的上述骄人的成绩,是由于多年来,我们建设了一支近20人的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形成了一种追求真、善、美提升人文境界的独特的学术组织诗意的文化。由此可以概括来说,我在沈师的工作就是建设了一个学术高地,带出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一种文化。另外,我除了做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外,最近二年,受沈阳师范大学党委委托,还兼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我和全院老师一起,明确了发展目标,理清了发展思路,学院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教师的气顺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院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新的气象。最近在卸任院长的会上,学院老师以“高屋建瓴”、“定海神针”和“大师风范”等词语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赞许。学校党委从“办院理念高、治学风范真、务实精神强、人文情怀浓”四个方面,对我一年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从人才培养看。这几十年,我上过课的本科生,函授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太好统计,如果以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学生进行统计,从1986年开始,我指导的在职和不在职的硕士生大概200人左右,从1998年开始,指导的博士生21人。有些毕业的研究生做了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有些成为大学校长,学术头带人和各行业的领导和骨干。在人才培养中,除了注意自已的言传身教,在科学研究中培养学生外,自认为有一点特色的是在课堂中来培养人才。我的课堂教学有三大特点,一是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二是方法的培养与训练,三 是人格的熏陶与提升。在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中,我特别强调知识的教学,因为我觉得在我国当前各级各类的教学中,忽视知识,空谈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培养的现象比较严重,而由于知识是符号、意思、逻辑与智慧、情感、思想和人格的统一,重视知识教与学,重视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本身就能能在学校教育的课堂教学中,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乃至将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对知识本身的教学上,要求学生从四个结合上去理解和掌握知识,即在知识的来源上,做到现实知识与彼岸知识的结合,在知识的结构上,做到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的结合,在知识的内容上,做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知识的结合,在知识的层次上,做到现象学知识、元学知识与方法学知识的结合。在方法的培养与训练中,我重视在课堂教学中教会学生学会学习方法、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关于学习方法,我注意培养和训练学生的首次强烈印象学习法、框架学习法、五五循环学习法,即就一个知识点来说,来回循环学习五遍,对于多个知识点来说,将这些知识一个一个组,然后每组的每个知识点分别学习五遍;六个基本学习法,即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框架、基本逻辑、基本问题和基本感受六个方面支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关于研究方法,在要学生掌握好收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的基础之上,还要让学生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和如何运用好研究方法,即要掌握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问题,也就是方法论问题,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西方方法论中的传统方法论,即经验论、先验论、实践论,以及传统方法论的变式即范式方法论,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和符号互动范式;中国传统方法论,包括考据、义理、辞章。关于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学习我在课堂上的无稿教学法及框架教学法,当然学生可能还学不到这种教学方法,所以在我的课堂上要对学生进行基本的课堂教学方法的训练。为此,我要求学生每次上课,都依次要求每一个学生将上一堂课的内容,在黑板前边板书边讲出来,然后每个学生从教学内容、教态、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点评,我也参加点评,学生说对他们的教学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关于人格的陶熏与提升,我要求学生要学习和形成学术人格、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为此,我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以具体事例,讲解学术人格、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我的“与真理为友,以原创立命”的学术追求,在516室醉心学术的精神,对学生影响较大。在我的课堂教学,特别是课堂讨论,如每堂课开始学生对讲课学生的互评环节,学生们倾心交流,吟诵自已创作的诗歌,学期末每门课的结课,讨论“六个基本”中基本感受环节,学生们一般都要吟诗赋文,呈现出了一种诗意课堂的气象。在这种诗意课堂的氛围中,有智慧的启迪,情感的交流,人格的升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教育场。我确实感到,在这种诗意的教育场里,学生的人文修养、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上参与和主持了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重要教育政策法规的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下参与指导了一些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的改革。从“上”的方面来说,一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应教育部之邀,参与或主持了《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地方教育管理条例》《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中小学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十三五中国教育政策前瞻性研究》等重大的教育政策与法规的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与此同时,还参与或主持了湖北省、武汉市及某些区,辽宁省、沈阳市及某些区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发展规划、评估,现代学校制度、管、办、评分离,教育改革特色的提炼等政策的调研、咨询工作。在“下”的方面,主要是在武汉、沈阳等地参与或指导中小学教育改革,实施“三提工程”即提升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名家工程,创立学者助力中小学改革的“内引发展式”模式,即学者到学校去,将学校校长、老师的教育改革的实践,或改革的经验,或一些不成熟的理论,提升为比较系统的理论。如武汉市四十九中的“主体教育管理理论”,沈阳市二经二小的“幸福教育理论”,山东昌外国语学校的“三效课堂、三效管理和学校效能改革与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理论”等。
其次说说立德。我理解的立德,实际上就是自已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立场、道德规范等。在人生观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思考,我认识到,人来到这个世上,除了在物质生活上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在精神上要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人生的主要意义不在于自已活得怎样好,要将自身的发展和他人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要对他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比如,我长期在大学做基层的管理工作,我把自已管理工作的标准定位于为老师和学生的发展服好务上。为此,我就尽自已之所力为老师职称、申报各种课题、奖项、称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转任,甚至个人和家庭生活,以及学生的学业发展、就业等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大家都觉得我还是一个有情有义,肯为朋友帮忙的人,无论是在原来工作的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还是现在工作的沈阳师范大学,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以及工作人员,对我一般都有这方面的口碑。我这几十年主要是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大学的教学育人工作,我体会到,自已的育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探索育人的真谛和方法。教育学生,不止是靠说教与力行,而是要在说教与力行中,如何将教师与学生的心、情与人格融在地起,共同成长与进步。这样,老师不仅要真正懂自已,还要真正懂学生,我感到要真正做到这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为此,我模索出了一些有助于做到这些方法,上面提到的课堂教学要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方法的理解与训练,人格的熏陶与提升等教学的育人方法,就是一些有效的尝试;在科学研究上,我认为,作为一个学人,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自已的研究领域发现一点新的东西,为知识或理论的大厦增添一点新的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不仅要有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务实求真的定力,还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么多年,我在教育管理和教育领域中和其它领域的一些新的探索,出版的一些标志性的论文和著作,探讨并践行的注重原创性研究,读好经典,提高研究方法论修养,关注并投身教育改革实践的研究方法,大体说来,都与我对学术研究的上述认识有关。
所谓世界观我理解是人对世界的看法。这里的世界是指人、自然与社会。所以所谓世界观是指对自然、社会及人的看法。每一个思想家,都有自已的世界观,都有对人、社会、自然及其关系的看法。我比较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法对人的自由发展、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有这种认识,是因为我通过自已的阅读和思考,觉得虽然有些思想家在对人、自然、社会的探讨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但这些思想家在方法论上或是唯心和唯物,或是机械的唯心的辩证法,因而还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辩证法是一种辩证的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克服了唯心、唯物和机械或唯心的辩证法的片面性,为人们认识人、自然和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因而就既能深刻,又能全面、准确地揭示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导人们按这些规律去处理好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将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将改造自身与改造自然与社会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正因为我有上述认识,所以,在自已的科学研究中,能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自已的研究,在教育管理、教育及有关社会领域,取得了一些有一定深度,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成果。在教学中,我很自然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问题,不仅增强了理论说服力,而且还提升了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于政治立场,其实这方面与世界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它涉及对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及运行等的认识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任何国家都有权探讨适合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运行方式,不能说那个国家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并要把这种方式强加给其它国家。直言之,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式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式,我国的发展的方式不一定就是落后于西方的发展方式,西方国家整体来说目前发展得好一点,因为它们建立现代的国家制度比我们早,我国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以我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其前景并一定比西方差。当然各国之间的发展方式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不能取代。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无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国内国外讲学中,我都持上述这种观点,在国外,不仅使外国人听后觉得有道理,在国内也使学生和听众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所谓道德规范,是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行为规范。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处理与学生,与同事,与领导,与朋友,与亲人和家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的问题,其实是人内在的道德信仰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按照道德信仰去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关系,是按道德规范行事的实质性的表现。为此,这么多年来,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我主要是“诚”“善”“责任”这样一些道德信仰去处理好自已与他人,自已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关于诚,主要是要诚实,对已诚,不自欺欺人;对人诚,与人有约,一定不能爽约;对有求于你的,一定尽力而为;答应别人的,一定做到;对组织诚,就是要对组织忠诚。关于善,就是待人善良,严以律已,宽以善待人,要善待别人,待人宽厚,宽容。关于责任,是说做人要有担当,做事要有责任心,对自已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团队负责,做一个靠谱的人。
最后说说立言。按字面理解,立言就是自已说过的有价值的话,或留下的有价值的声音。对于学者来说,就是指写过有价值的文章和书,提出过人价值的理论,对于从事艺术的人来说,就是留下寓意深刻的艺术作品。我作为一个学者,总结我的立言,当然要看我写过的文章和著作,我作为一个业余的歌者,当然我看我是否留下歌唱作品。从写过的文章和书来看,从事学术研究近五十年来独撰、主撰、主编和主译出版了30本书,包括三本英文书,其中五本是国家级教材;主编了15本《当代教育管理科学丛书》,独撰和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包括近20篇英文文章。在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自认为有一点价值或原创的东西主要想从教育学科和有关哲学领域两个大的方面做一简要说明。在教育方面,第一,从教育管理来说,在教育管理学科群的体系方面,用大教育管理观来理解教育管理的学科群体系。我理解的教育管理是大教育管理,包括教育管理基本理论(包括教育管理哲学、教育管理史、中外教育管理比较、教育管理心理学等),教育政策,教育法,教育行政(包括教育预测与规划、教育人事行政、教育财务行政、教育业务行政,教育督导与评价等),教育经济与教育效能,学校管理(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管理),社会教育管理,教育组织行为等领域。为此,我主编的《教育管理研究》杂志也是按这几个方面设的栏目;上世纪90年代我主编的《当代教育管理科学丛书》的15册,也基本上是按上述几个领域来撰写的,为建立中国的教育管理学科群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教育管理的一个学科来说,在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教育行政与教育效能和教育组织行为等几个学科领域进行了一些原创性研究,出版了一批标志性的著作和论文。
教育管理基本理论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199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管理哲学—现代教育管理观引论》,2006年人民教育出版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管理学》,以及2010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教育管理理论流派》等三本书中。第一本著作首次建立了教育管理本质观、价值观、实践观和质量观的现代教育管理观的体系,并在主体教育理论基础上首次创立了主体教育管理观理论;第二本著作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的实践活动为第一性的观点分析教育管理现象,建立了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活动论、教育体制论、教育机制论、教育管理观念论、教育管理人论等六论的范畴,创立了不同于以往借助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理论所编撰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全新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和理论逻辑,这种全新的教育管理学的范畴,对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范畴及其逻辑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第三本书首次对当代西方科学主义、主观主义、价值理论、批判理论、文化理论、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以及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等主要流派,基本类型,缘起和主要特色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讨,为主体教育管理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育政策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教育政策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教育政策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教育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四本著作之中。1997年就出版了《教育政策学》,是我国较早出版的教育政策学之一,对教育政策的本质、价值和国家教育政策的体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构建了教育政策分析中括教育政策内容、教育政策的过程、教育政策的结果、教育政策的价值和教育政策的环境分析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教育质量政策、教育体制政策、教育经费政策的教师政策四大政策的国家教育政策的体系。《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首次对专业化的教育政策分析进行了探讨,建构了什么是专业化的教育政策分析,专业化的教育政策分析的内容及如何进行专业化的教育政策分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教育法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略论我国教育法规的体系与结构》(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年第3期)和《试论教育法分类的方法论问题》(教育评论,1994年第2期)等几篇论文中,对教育法分类的形式分类,实质分类,形式实质分类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国家教育法的体系进行了探讨。
教育行政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教育行政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1997年第二版,2007年第三版),《教育行政学》(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两本著作中,1987年出版的教育行政学是我国比较的教育行政学,对教育行政学的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教育行政就是国家对教育的管理的学术观点,并把 教育行政概括为: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法规→教育预测→教育体制:教育人事行政、教育财务行政、教育业务行政以及教育督导等这一国家宏观有序的管理行为。创立了教育行政概论,教育行政组织过程,教育行政效能的教育行政学体系。
教育效能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研究文献上,第一个研究文献为有学者称我国第一篇正式研究学校效能的论文《学校效能初探》(教育与经济,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4年第11 期全文转载)。这篇研究成果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作为中方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研究的国际教育效能研究的课题《国际教育效能研究》的研究成果,对学校效能的概念、因素及体系首次进行了探讨。第二个文献是《教育效能论》著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效能方面的著作,对教育效能的内涵与外延,对教育效能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学校教育效能、家庭教育效能和企业教育效能,以及教育效能的评价与研究进行了探讨。
教育组织行为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教育组织行为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教育组织行为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两部著作中。1986年主译的《教育组织行为学》首次将教育组织行为学引入中国,被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用书。2012年编著的《教育组织行为学》吸取近年来行为科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为教育组织行为学概论,个体行为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领导行为理论四部分三个大的范畴,建构了新的教育组织行为学理论体系。
第二,从教育来说,其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教育范畴论(上篇)》(人民出版社,2015版),《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规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以及《教育体制理论的新诠释》(教育研究,2004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8 期论点摘编栏目摘转载)《教育机制理论的新诠释》(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7年4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年第8 期论点摘编)《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机制创新关系探讨》(教育研究,2010年第7 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10年11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0年20期报刊文章篇目辑览首篇介绍)《教育现象的基本范畴研究》(教育研究,2014年第9 期,人大复印资料2014年12期《教育学》全文转载,并作为第一篇导读介绍),《关于教育观有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四期,人在复印资料《教育学》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等论文中。在上述文献中,创立了教育现象或教育研究的自然生成方法论和人为抽象方法论,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综合方法论,指出传统的教育学理论之所以理论水平不高,多用自然生成方法论去建构教育学的理论,主张要提高教育学的理论水平,应用人为抽象方法论去建构教育学理论体系。并用人为抽象方法论,在对教育管理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教育学科论、教育活动论、教育体制论、教育机制论、教育观念论和教育人论的新的教育学的理论范畴和理论逻辑,创立了全新的教育体制理论、教育机制理论,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机制创新关系的理论,创立了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的教育观的理论体系。用英文撰写的“The Concept of Tizhi in Chinese Education”《中国教育体制论》(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被翻成意大利文“EDUCA Z IONE E SCUOLA IN CINA”,2010年由Erickson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在有关哲学领域,创新性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人本质的相对自由》(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文摘》2012年第1 期全文转载)《人道学说的反思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15年第5期转载)《论人类生活方式的本质及其复归:关于知识信息社会生活方式的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新思路》2004年第1 期转载)《论智慧人格及其对教育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2 期)《教育管理人性观的探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年第4 期)《社会机制论》(南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社会体制论》(南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西方范式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学科论》(教育研究,2004年第6 期)《学科本质的再认识》(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等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笔者创立了新人学即人本质相对自由的学说,包括人类生活本质的学说,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统一的学说,智慧人格的学说;新社会范畴及其逻辑的学说,即社会是由社会活动、社会体制、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四大范畴矛盾运动而不断发展的学说;新逻辑学说即不同于形式逻辑和辨证逻辑的第三逻辑的学说;新哲学方法论及学科哲学的学说等。
三、对《古林斋吟稿》诗集的认识
《古林斋吟稿》已经出版发行了,大家也读了这本诗集,并以诗和散文的形式发表了一些看法。我作为本诗集的作者,也想对这本诗集本身谈一点看法。
这本诗集里的诗,是一个没有家学背景的非文学专业的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写的诗。由于是这样一个专业的背景,这本诗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我个人的一些特殊的思考。先说形式上的思考。我出生于农民之家,父母养育了九个孩子,家里很穷,小时候可读的有字书甚少,记得最初接触到的书籍除了教科书外,只有《春秋故事》这样一本书,且破烂不堪,为了方便阅读我只有用浆糊粘起来读。我读书还算聪明,上学读书一般科目都还可以,尤语文比较突出。读小学、初中、高中时写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几乎每次写的作文,老师都要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或贴在学习栏上供同学们阅读和参考。初中和高中参加全校的作文竞赛还获得过一等奖或二等奖。读初中时开始写点诗,那时写诗并不是出于什么兴趣,而是在做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工作时,要做一些演讲,出一些宣传栏等,为了这些需要有时就要写一些顺口流或打油诗之类的东西,写多了成了一种习惯,也就慢慢地有了一些兴趣。后来读高中,下农村,到工厂,上大学读教育学专业,在大学教书和做研究,接触诗词的机会多了,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的体悟,对人生的思考也多了,用诗来表达这些体悟和思考的愿望好像更自觉了一些。记得上高中,到农村和工厂时写的诗多为现代体的诗,上大学和在大学工作后就尝试写一些古体诗。我说的这种古体诗,是就字面上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古代的诗歌体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史上所讲的古体诗。严格意义上讲的古体诗是西周、春秋、西汉和魏晋时盛行的一种诗歌的体裁,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体言之分,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长短不限。我写的基本上是唐后形成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格律诗,是绝句和律诗的统称,分为五绝、七绝和五律、七律两大类四小类。近体诗是一种讲究拈字、平仄、对仗和押韵,起句、转承、粘连、结句的汉族的诗歌体裁,在句数和字数上有严格的限制。我写的诗大多数是五言和七言的格律诗,也偶而也写点长短句即词,也就是说,我写的诗,主要是近体诗,也有少量的古体诗,当然也有极少量的现代诗。对于近体诗,求其上者当然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严格按近体诗的要求来写,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特别是近体诗在句数、字数、平仄、对仗和押韵等方面的要求,不仅在形式上很美,而且为好的内容的表达也提供了形式上的保证。有人认为近体诗的这些要求,是对写诗的一种束缚,是带着镣铐跳舞。其实不然,这些要求,是由古体诗中传承或积淀下来的一些完整、优美的写诗的规范,按照这些完整、优美的规范来写诗,熟练了不仅觉得不是一种束缚,反倒觉得像是一个歌者按一定旋律在歌唱一样畅快。我在写诗过程中,尽量按“求其上者”要求,不仅努力在形式和内容的表达上按近体诗的要求,而且尽量运用一些诸如比、兴、赋传统诗歌的笔法,写出比较好的诗来。
然而,由于我不是学文学专业,且在这近体诗的写作上下力不够,所写的这些诗词不仅在平仄、对仗和押韵等形式上还多有距离,在内容的表达上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对我写的诗还有一个退而“求其次者”的要求。即我在《古林斋吟稿》前言中借林黛玉的口有所交待的,一是说写诗只要有了奇句,是可以突破近体诗那些严格的写作规范的。这也就是说,我的诗集中没有对诗冠以“绝”和“律”的名,是因为如果冠了这些名,就要严格地按拈字、平仄、对仗和押韵,起句、转承、粘连、结句这些形式来写作,这对我现有的专业水平和时间来说(我没有时间对平仄等去进行细致地推敲),又是很难做到的。二是说就诗的内容的表达来说,我的诗没有多少奇句。所以我的诗集是一个既没有冠近体诗名,又没有什么奇句的诗集。这种诗集的写作和出版就不是一种虽追“求其上者”,而实则是一种“求其次者”的水准了。我个人认为,对于那些不是专业的诗人而又有写近体诗之兴趣的诗者,“求其次者”的选择,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不会打消广大的业余写诗爱好者的兴趣,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选择逐步提高自已的近体诗的写作水平。我本人就是抱着这种认识来写诗和出诗,不断地去提高和丰富自已的。
再说说诗内容上的思考。所谓诗的内容,就是作者在诗中所要表达的东西。宗白华在《人生自有诗意》中说:“美是唯一的真实,当它到来时,一切都形同虚设”,“一个人只拥有现实的生活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心怀诗意的人,可以像蝼蚁一般平凡而渺小地活着,但是他的内心必定是光芒万丈,美如神灵。”我之所以写诗不仅仅是我对诗词写作的爱好,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人生自有诗意,要拥有诗意的生活,要用诗去表达对美好人生即诗意人生的追求。我是怎样用诗去表达自已的诗意人生的呢?
我在《古林斋吟稿》前言中,提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写诗要写真才能使诗有境界,有境界的诗才有好的诗句。如果往下推之,可否说有了好的诗句的诗才优美,优美的诗所吟颂的人生才是诗意的美的人生。为此,我用诗去表达的诗意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这种表达是真实的。在《古林斋吟稿》这本诗集里,我用《记事感怀篇》《师生共吟篇》《友人唱和篇》《寄情山水篇》和《域外釆风篇》五篇共130首诗,对我的课堂教学、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交流、人际交往等进行了描述。个中描述了我所经历和所做的真事,看到的真景,抒发的真情,表达的真思。做到陆机在《文赋》中所云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使我的诗在抒情,状物,表真等方面,具有我个人的鲜明特点,读来感到真实可信。为什么诗所表达的真实的东西是美的,因为真实的本质就是美。我在诗所表达的真事、真景、真情和真思,其实就在表达我的美的真实人生。对于这种真实的人生,我写的诗,不是为了写真实的人生而写真实的人生,而是意在览世间万物、观千奇百态、悟意境情怀、品人生哲学,做到“自识本心”,以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与世界,从而去认识生命本相,觉悟生命真义,提升生命境界,彰显自然心性,获取生命得解放。为此,我不仅用诗歌表达情感,更是用诗去参透哲理人生。我用诗表达的美的真实的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呢?我在诗集中所禅悟的诗意人生是相对自由的人生,这种对人生相对自由的禅悟和我对人本质的相对自由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相对自由的人生之所以是一种美的人生,因为这种人生是一种高于物质追求的精神的追求的人生,这种人生对已来说,不用自已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做到不仅能宽容地看待自已,而且还能宽容地对待他人,这样,不仅使个人的心是宁静的,而且还会使社会是祥和的,使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美的大美的状态;由于人的自由上相对的,所以这种人生,在看待人生历程和成就上,不追求绝对完美,而只求相对完美,或者是有缺憾的完美。正因为如此,《古林斋吟稿》以诗的形式记录了我对相对自由人生之所悟和之所为。在诗集中,有的诗直接了表达我对人的相对自由之所悟,当然更多的是通过整本诗集去表达我一生是相对自由人生之所为。在之所为中,诗集记录了我这一生的奋斗、辉煌、和缺憾,这种奋斗、辉煌、和缺憾人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对自由的人生。因为绝对自由的人生是一路奋斗,永远辉煌,而相对自由的人生只能是缺憾与辉煌相伴。可以说,我在《古林斋吟稿》中所表达的诗意人生,不是绝对自由的人生,而是相对自由的人生;不是一遍光鲜和永远辉煌的人生,而是缺憾与辉煌相伴的人生。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第二部分讲的“三功”,虽然写的都是成功之事,其实是我一生缺憾与辉煌的结果。这部分只写了成功,未写缺憾。如果这部分不是写三功,而是写成功与缺憾,我想我是会写我的人生缺憾的。在《古林斋吟稿》中,读者也可能注意到,虽然写了辉煌与缺憾,但是辉煌是实写,而缺憾是虚写。也就是说,对辉煌之事描述得多一些,而对缺憾之事只是用相关的词点点题而已。
以上从对这次《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的认识,对出版这本诗集的认识,以及对这本诗集本身的认识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了自已对诗意文化和诗意人生的一些想法。我讲这两个主题,是因为诗意文化之基在诗意人生,没有诗意人生就没有诗意文化;诗意文化是诗意人生之的,诗意人生必然生成或表现为一种诗意的文化。也就是说,要了解诗意文化,就要了解创造和活动在诗意文化中的人,要了解诗意的人,就要了解这种诗意的人所创立的诗意文化。我们所创立的诗意文化是研究所全体师生共同创立的,要了解研究所的诗意文化就要了解我们研究所的师生诗意人生。我在这次讲话中,只讲了我个人的诗意人生,是想以我自已为代表来使大家在全面了解我的诗意人生的基础上,更好地去理解我们所的诗意文化。我想我们所每一位师生都有自已独特的诗意从生,如果大家都说说自已的诗意人生,我们研究的诗意文化一定会展现出更丰富多彩的内容。
最后,借此机会我想说,为感谢校内外各位师友对《古林斋吟稿》的厚爱,为进一步彰显和宣传我所的的诗意文化,我想将所内各位师友的诗文,选择部分所外诗友的诗文结集曰《诗意文化著新篇:<古林斋吟稿>唱和选集》正式出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我所原行政秘书闫石,硕士研究生翟冠宇对这本诗集的收集、整理和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贡献了聪明和才智,闫石和翟冠宇二君在编辑这本诗集中,还认真体悟诗集之意蕴,写了两篇见解深刻,颇具文彩的编后感,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本书纳入出版计划,资深编辑李密为本诗集的出版付出了卓越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这里,为答谢诸位师友的诗文,特赋小诗一首,以致谢忱。
题记:余之诗集《古林斋吟稿》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向友人赠书后,收到诸多珍贵唱和之诗文。余诵之感动不已,遂成小诗一首以致谢忱。
诗意人生
——答谢《古林斋吟稿》唱和之诗文
孙绵涛
半世沧桑,
习武术,
别乡愁;
研学问,
寻高楼;
写诗文,
琢运筹,
南国北疆放歌喉,
诗意人生多彩路。
诗意人生路啊,
走过冬与夏,
品过春与秋。
古林悟道,
杏坛解忧。
昆崙登顶,
东海泛舟。
极目一遍葱绿,
万物知自由,
何来世间苦与愁?
诗意人生逍遥游。
诗意人生啊,
韵昭昭,
情稠稠。
诗韵映今古,
情义赛李杜。
韵辉日月,
情漫江流,
诗意人生天地悠!
2017年8月30日于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516室
注:本文为孙绵涛教授在《古林斋吟稿》读书报告会上的讲话,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行政秘书贺磊对讲话录音进行了整理,作者对整理稿进行了修改。
办公室
2017.09.14